在父母輩甚至更老一輩的記憶里，親情是大家庭生活必然的一部分，即便“遠親不如近鄰”，親戚也會通過節(jié)假日、紅白事維護彼此的聯(lián)結，所以“走親訪友”也是比較日常的往來方式。
而親戚作為一種關系，正在經(jīng)歷著某種危機。
(資料圖)
前不久，《三聯(lián)生活周刊》一篇名為《33歲，我?guī)е改敢黄稹皵嘤H”》的文章引發(fā)了網(wǎng)絡熱議。文中的作者潘朵拉出生在廣東的三線城市，如今是一名文藝工作者。他的父親作為家中長子，承擔著責任的同時也受到來自各方親戚的壓力。早年由于學習不好，潘朵拉常常被叔叔阿姨們拿來和自己的孩子比較，并遭遇冷嘲熱諷。而在他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學后，親戚們的態(tài)度瞬間又360度大轉彎，開始令他感覺到“尷尬”的吹捧。
在潘朵拉眼中，親緣關系更多時候并不是親情的代名詞，而象征著一種毫無邊界、讓人倍感壓力的社交。于是，在大學畢業(yè)之后，他選擇了和家里的親戚“斷親”，“微信不回，問候不發(fā)，祝福更是沒有”。甚至在感受了持續(xù)多年來自親戚的壓力后，他的父母也和他一同與親戚們逐漸淡了聯(lián)系。文末，他寫道：“算一算，我已經(jīng)快十年沒回老家了，‘斷親’之后，不用應付親戚們的日子實在太爽了”。
隨后兩天，“為什么這屆年輕人開始斷親”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。實際上，類似的話題在近兩年曾經(jīng)頻繁出現(xiàn)在微博熱搜中。同樣“周期性”出現(xiàn)的話題，還有這幾年春節(jié)時的“為什么這屆年輕人都不走親戚了”，以及豆瓣常年活躍的“奇葩親戚吐槽組”。都說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生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，但提起自家那些煩人的親戚，似乎永遠是有共同話題的。
親戚的飯局：
年輕人的“不幸”如此相似
“遠親不如近鄰”“親不過三代”，與中國的幾句老話相似，與親戚的關系越來越淡漠正在成為年輕人中一個常見的現(xiàn)象。在討論有關“斷親”的話題時，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胡小武的一篇論文《青年“斷親”：何以發(fā)生？何去何從》經(jīng)常被提起。基于1200份調查樣本，該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年輕人的年齡越小，與親戚聯(lián)系越少。18歲以下的被調查者“基本不怎么與親戚聯(lián)系”，18~25歲、26~30歲的“90后”年輕人大多數(shù)人只是“偶爾與親戚有聯(lián)系”。
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話來說，中國傳統(tǒng)的鄉(xiāng)村社會在一個“差序格局”下運作，每一家都以自己作為中心，形成一個圈子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紋，一圈圈推出去，越推越遠，也越推越薄。在人口流動并不頻繁的時期，整個鄉(xiāng)村社會的這種血緣關系網(wǎng)絡是一個封閉的循環(huán)，不僅維持著傳統(tǒng)秩序的穩(wěn)定，也為個體抵抗風險乃至生存發(fā)展提供著保障。
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口流動的加速，年輕人在生活空間上與曾經(jīng)的親戚們相距越來越遠。這不僅意味著年輕人和親戚之間交流上的疏離，也意味著“親戚們”不再能作為個人抵抗風險、尋找機遇的依靠。胡小武就在論文中指出，中國人的社會資本網(wǎng)絡結構發(fā)生了較大的變化，學緣、地緣而非血緣的關系逐漸開始成為社會關系的重要方面。
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找工作。在豆瓣“奇葩親戚吐槽組”和微博熱搜“斷親”的話題下，最高頻出現(xiàn)的年輕人對親戚的反感就是對工作的“指指點點”?！爸挥畜w制內的工作算好工作……他們沒聽過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”，類似的吐槽精準地道出了這種變化。盡管在中國社會，個人的關系網(wǎng)絡始終是找工作非常重要的媒介。但根據(jù)社會學家邊燕杰的調查，從2009以來，盡管靠個人關系網(wǎng)絡找到理想工作的比例始終在上升，甚至占到80%以上，但其中相當一部分關系并不是親緣關系這類強關系，而是馬克·格蘭諾維特所說的“弱關系”。格蘭諾維特也在《找工作：關系人與職業(yè)生涯的研究》中比較全面地論述了這點，即相對于生活環(huán)境相對同質化也更為局限的親戚，你偶然認識的工作同伴、并不是太熟的社團同學，反倒可能為你帶來更多元化的工作可能性。
近些年，隨著《都挺好》等電視劇的熱播，蘇大強式令人無比窒息的親戚的形象逐漸深入人心。不過，若是親戚們都行事如電視劇一般極端，或是對年輕人毫無底線地百般索取，“斷親”似乎會成為一個不假思索且應該做的選擇，而并不會成為一個常常讓人感到“鬧心”的問題而總被提起。在這一話題之下，許多時候大家對親戚困擾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具體的“硌硬”，它們或許沒必要被上升到非常大是大非的地步，但積少成多，總會在逢年過節(jié)的時候讓年輕人不悅一陣。
這個非常具體的場景經(jīng)常是親戚們的“飯局”。網(wǎng)友們給親戚飯局的“話語體系”做了詳盡的歸納：如果家中的年輕人尚在讀書，就是以社會閱歷豐富的“過來人”身份指點什么樣的工作值得做；如果是年近三十還單身，就是催戀愛、催結婚。若是有多個同齡的晚輩在場，拿同齡人來相互比較更是少不了。而很多時候，讓年輕人最反感的反倒并不是這些無謂的嘮叨，而是在飯局這種場合，為了維護親戚的“面子”，年輕人是不能頂嘴的。換而言之，盡管由于生活經(jīng)歷的差異，親戚們的“建議”和年輕人經(jīng)歷的現(xiàn)實完全不符，他們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溝通。
社會學家翟學偉對這種中國傳統(tǒng)的社交規(guī)范有一個非常精辟的判斷，在他看來，同樣是把社交場合看作一場表演，所謂中國人的“臉面觀”，和美國學者戈夫曼所講的“擬劇論”有一個微妙的不同。如果戈夫曼強調的更多是人們在社交中作為演員的“演”的成分，中國人則更加看重“演員”和“觀眾”的關系。比如，領導講話時即便洋相出盡，但下屬們依然要極力捧場，形成“丟臉但有面子”的狀態(tài)。換而言之，在一個特定的關系場域中，不同角色之間的位置關系是最重要的。
對于很長時間不能見一面的晚輩和長輩親戚來說，逢年過節(jié)的飯局越來越成為一個儀式化的場合，長輩親戚說了什么，是否正確，可能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則是親戚“表達關心”和晚輩“接受關心”的形式。翟學偉認為，中國傳統(tǒng)社會人們之間那種對交往時間有著較長期待、空間選擇性較低的“固定關系”，更容易形成講“臉面”的文化，而隨著新一代的年輕人逐步從傳統(tǒng)的語境中脫嵌出來，類似的場合給“親戚”面子，無疑并不再被視為禮節(jié)，也不被視為一種包含真實情感的互動，而是一種空洞的繁文縟節(jié)。也難怪在討論“斷親”的話題下，很多吐槽都認為親戚們的噓寒問暖背后是一種“虛情假意”。
對“斷親”的社會焦慮，
質疑了“斷親”
“斷親”的話題提出后，許多人對中國社會親緣關系的淡漠表示擔心。但從很早時有關“陌生人社會”到來的討論開始，隨著核心家庭的崛起和擴大家庭的衰落，年輕人和三代乃至兩代內的親戚逐漸疏遠幾乎是一個社會發(fā)展的客觀趨勢。相比之下，“斷親”這個在媒體話語中被炒熱的詞語更像是一個并不新鮮現(xiàn)象的“新瓶裝舊酒”。而比這個詞指涉的現(xiàn)象更有趣的，或許也是這個詞的使用本身。
從各個角度來看，“斷親”都是一個非常符合如今互聯(lián)網(wǎng)傳播規(guī)律的詞，它和“斷交”“斷聯(lián)”等詞的聯(lián)系使其具有了極端化的色彩。在強調和諧的中國社會文化中，“斷”帶有的負面聯(lián)想，也會常常讓與之相關的現(xiàn)象被視為一種需要被解決的問題。因此，不論是專門討論“斷親”的論文，還是相關的新聞評論，也大多都會將落腳點置于“如何應對”這一現(xiàn)象上。比如，胡小武論文的結尾，就指出隨著“90后”“95后”成為父母一代，會在心態(tài)、責任感等方面經(jīng)歷一輪調適，他們對于親緣的關注也會隨之喚醒，在“斷親”后形成一種新的親緣回歸。
在一定程度上，“斷親”一詞承載的將親緣關系淡漠化視為一種問題的擔憂，恰恰反映了親緣在潛意識中依然是當今社會非常重要的力量。曾經(jīng)寫出《中國社會的個體化》的著名人類學家閻云翔于2021年編輯出版了《倒立的中國家庭：21世紀早期的代際互動和新家庭主義》一書，其中，他提出了一種“新家庭主義”的分析框架，并指出近20年來，家庭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在顯著上升。隨著改革的推進，國家整體的制度性支持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的退出，越來越多的風險和責任需要個體承擔，而個人往往還難以具備承擔的能力，此時家庭依然成為大多數(shù)人的“托底”選擇。在家庭內部，近20年來的中國，代際、親子間的關系甚至超過了夫妻之間的親密關系，成為家庭內部的主軸。
而在2022年接受新京報專訪時，閻云翔更是指出，中國文化中的“關系本體論”特征，更是讓中國人的“家”概念并不容易被拋棄。中國文化中的“家”有著近乎無限的彈性，并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存在，而是一個關系型的存在?！八拇笮『托再|完全由它在具體情境下所囊括的人際關系所決定”。一方面，這解釋了為何親戚們的問候常常讓年輕人感到一種無所適從的“越界”，這或許因為晚輩和親戚心中“親密家人”的范圍有所不同。另一方面，它也暗示了習慣于用關系界定自身的中國人，很難輕易地斬斷親緣聯(lián)系。
個體化、結構性風險等現(xiàn)實條件的制約，都會使得新家庭主義難以減弱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們是否應該從徹底“斷交”的角度來理解所謂的“斷親”現(xiàn)象，是值得質疑的。而年輕人是否過于地“個人主義”，以至于開始拋棄親情，或許也是一個有些杞人憂天的問題。
“斷”文化背后年輕人的敏感
盡管在相關話題中，親戚往往是被年輕人吐槽的存在，但也總有一些親戚是更受歡迎的。比如前段時間曾經(jīng)引起過討論的“小姨文化”。很多人覺得，每個家族里最特立獨行、最像自己“知心姐姐”的人往往是小姨。也有人分析，這也許因為小姨常常是多子女家庭中那個更受寵愛的，在物質方面相對小的壓力和責任，更容易讓小姨擁有被呵護的自我意識。而這帶來的更關鍵的一個不同，就是對自我邊界的尊重。正如網(wǎng)友在小姨文化的討論下分享的：小姨不僅不會像其他親戚一樣“爹味”地指責他們的選擇，相反，會鼓勵他們過自己想過的生活。
與是否對年輕人“斷親”表達憂慮相比，借此反思親戚朋友之間交往的邊界感似乎是更有意義的話題——畢竟，這些話題下人們的注意力常常在吐槽親戚的不合理行為，卻忽視了“如何做好一個親戚”本身，可能是一個更為困難的話題。很多時候，親戚和晚輩對“噓寒問暖”的“編碼解碼”是有嚴重錯位的。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，核心家庭之外的親戚處在一個“有些親，但不多”的尷尬位置上，同樣是問學業(yè)/感情這樣的私人問題，父母問更像是關心，而叔叔阿姨問，就像是有些別的意圖：或許是和他們家的孩子攀比、或許是表達“羨慕嫉妒恨”……
美國《紐約郵報》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就討論了一個有關“做小姨的界限”的問題。比如，如果你是一個孩子的小姨，覺得他的父母教育他的方式不妥，應該如何分別和父母與孩子溝通？如果你特別愛這個孩子，甚至覺得自己能比他的父母更好地愛他，又應該怎么得體地表達這種情感？
文章給出的答案都并不重要，也并不可能適用于任何場景。關鍵是“邊界感”正在逐漸成為社會中不可忽視的議題，從親緣關系，到朋友關系，乃至工作關系，不一而足。如果我們細細思考，會發(fā)現(xiàn)年輕人近些年特別喜歡與人和事物切斷聯(lián)系，重塑邊界，不僅提“斷親”，也提“斷舍離”——后者指的是一種極簡主義的生活，盡可能地降低物欲和過度社交的干擾。
盡管如前所述，在實際行動上，這種“斷”并沒有實踐得特別徹底，但年輕人對人與人之間邊界的感知無疑是變得更敏感了。
德國哲學家斯文婭·弗拉斯珀勒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現(xiàn)象。在《敏感與自我》中，她通過對埃利亞斯、尼采、列維納斯、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梳理，闡釋出現(xiàn)代社會總體轉向“敏感化”的趨勢。這首先體現(xiàn)在現(xiàn)代人對人和人之間物理距離的越發(fā)重視，以及對“觸摸”的恐懼。這種邊界感的增強更關鍵的變化更體現(xiàn)在觀念層面：我們說出的語言開始接受更嚴格的審視，所謂的“關心”可能構成一種壓迫，所謂的“贊揚”則可能形成一種凝視。
這和社會學家萊克維茨在《獨異性社會》中的判斷也有著異曲同工。萊克維茨認為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，伴隨著新興中產(chǎn)階級的崛起，個體非凡的創(chuàng)造力、獨特而差異化的審美、敏銳的感受力已經(jīng)日漸成為當代的核心價值。當然，它們也帶來了生活中的抑郁、作為辯論場所的公共空間的萎縮。
對于“90后”尤其是“Z世代”年輕人（網(wǎng)絡流行語，指在1995年至2009年之間出生的人）來說，這種“獨異性”追求和社交媒體的高度發(fā)達也有關聯(lián)?！缎l(wèi)報》今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到，社交媒體對年輕人最深刻的影響，其實是它讓年輕人越來越以社交媒體上的發(fā)言來界定自身。而社交媒體的“繭房化”，常常也讓這種界定成為一種回聲室中的自我確證。年輕人的自我被強化，但與自己不同年齡、不同觀點的人之間的距離可能在拉大。
在弗拉斯珀勒看來，除了社會結構的轉變、社交媒體的發(fā)展使得年輕人的生活逐漸虛擬化之外，疫情成為又一個關鍵的因素。她不無犀利地寫道，對于大多數(shù)人來說——盡管我們并不承認——但新冠疫情期間對社交距離的嚴格遵守并不完全是一種損失，相反，它是一種另類的收獲：通過社交的無接觸化，我們避免了與人打交道時種種令人排斥、反感、恐懼的“異質化”力量——這其中，當然也包括了“走親戚”。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總是驚喜和壓力并存，但也因此顯得十分復雜，而病毒，簡化了這一切。
弗拉斯珀勒對社會的敏感化還是給予了足夠多的肯定，畢竟它讓我們更加重視人的細微情緒、人與人自我之間的邊界，尤其是讓邊緣群體曾經(jīng)被忽視的情緒獲得了承認。但同時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她對敏感化趨勢提出的警惕：如果新一代的年輕人過分地推崇“斷”的文化，為自己免除掉種種來自異質化他者的壓力，很有可能陷入一種“囊泡式”的生存狀態(tài)，反而因對自我意識的追求陷入一種自我的狹隘中。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與自己價值觀、行事風格不同的人共處，他們可能是親戚，是同事，甚至是朋友，這是生活復雜性的一部分。很多時候，探尋人與人之間合理的邊界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一味地肯定或者否定年輕人的“斷舍離”，也會失去現(xiàn)實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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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Rex_19
